方原：曾会长你好！你是从军旅成长起来的著名诗人，请问你是怎样步入诗坛的？
曾凡华：上世纪60年代末，我从学校入伍后，开始在报刊发表诗歌，其中有些诗作被当时的《中国文学》译介到国外，有的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歌选集《阳光灿烂照征途》中。受到鼓励，自此算是步入当时较为冷清的诗坛。
方原：军旅生活对你的诗歌创作有什么意义？你如何看待生活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曾凡华：军旅生活的艰险与动荡，对我的诗创作意义重大。以后的军事记者（编辑）职业，为我的业余诗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源，使我能走南闯北，深入边防前线，撷取一些独有的生活素材。我的《北方十四行诗》反响较好，就是这种生活的赐予。
我写十四行诗，是希望借助西诗的形式，糅入中国传统诗的精神，这需要对西方现代诗本质特点的深刻探究和把握，将其技巧和策略融入中国传统诗歌艺术之中。无论是具象与意象的运用、无论是形象与象征的“破译”，都是要注重“用诗的魅力来创造更美更有深度的境界”，并注重在诗中“刻划个人的感受和内心世界”。诗是最具哲学意味的，诗的目的是真理，这种真理不是外在的根据，而需凭借热情深入人心。
方原：在诗歌创作中，你曾受到哪些诗人、诗作的影响？
曾凡华：我的诗创作受艾青，李瑛的影响较大。
方原：你的诗集《洞庭军号》《辽远的地平线》《士兵的维纳斯》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你的创作心得体会是什么？
曾凡华：军旅诗创作要想写出一点个人的特点来，实属不易。我在创作中比较注重诗歌主题性意象的提炼。由于诗人对事物的认识有各自的兴奋点和敏感区，这就形成了各自独有的语词意象，这种意象的反复出现，就形成了主题性意象，造成了一种语言环境和诗的氛围，让读者感受到它的寓意和诗情。重视想象的沉思品格，把抽象的词汇具体化，使意象变得葱茏而明晰，竭力将普通的字赋予新的生命新的意象，这也是我在《英雄主题》一诗中所努力实践的。
我写诗执意从具象入手，认定由此而造就的美学意象，才不至于空泛，抒发的情感才不至于苍白。具象之于诗如地基之于房，有了具象，诗才有所依托有所凭借。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束缚自己的想象。具象的运用不是孤立的。写野鹤，是写了野鹤掠过的青空；写冷月，是写了冷月高悬的苍穹。在《北方十四行诗》中，我用“哨塔”、“防蚊帽”、“达子香”、“界河”这些具象，组合成“边关”的意象，以物寓意，托物寄情。我将这些军事意味较浓的具象引入诗中加工为军旅诗的意象，以图用意象和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共鸣。
我崇尚诗的传统意象之美，传统意象取源的自然景物因附着了诗人的情感而顿添光彩，丰厚的历史文化，更是传统意象的审美取向。在《辽远的地平线》一些写平原的诗中，我依然钟情于传统感伤美学意境，尽管在诗中融入了自己的人生感喟，也试图通过军事化意象将诗思引入对战争的凝视、反省，但还是未能让普通的军事意象拥有更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含蕴。我将“冀中的纺车”投影为“中国版图”（《尘封的纺车》），让“玉米的流苏”吐露出“心血拟就的历史”（《紫色的流苏》），以期“用现代人的意识流，去摸索战争的图案”（《地道口幻想》）…… 诗歌上的意象是用富于感情的语言，描绘出引人入胜的气氛，幻现出使读者动心的意境。
我也追求现代诗意与意象的时代同步性。本来，现代生活就应该成为诗人营造多彩意象的丰富来源。现代的军营景观，提供了许多新的诗歌意象。现代军人的生存状态、心理感受，已不再是古典军旅诗的意象所能表现得了的。如何运用现代军事意象来体现自己对社会生活与自我生命的把握；如何从军营生活中撷取诗的意象，从而衬托出军事背景，表征时代特色，将是我今后一个时期的诗的追求。其实，每个军旅诗人都需重新发现或建构自己的价值思想体系和语言隐喻系统，作为叩问自身和探索世界的支撑和中介。这似乎可以从我的《冬枣林之思》中寻出端倪。
方原：你写诗五十年，你的诗观是什么？
曾凡华：艾略特认为，诗人在写他自己的时候，就是在写他的时代。因此， 现代诗歌的立象尽意，是诗美感性化的本质要求，也是现代诗的本性所在。现代诗的审美意象，是诗的意、情、象的有机结合，是创造诗美时空的无法排除的基本要素，也是从具象化、意象化逐步向抽象化的过渡，但诗人往往一不小心，就容易在诗中羼杂一些非诗的抽象说教式的语言。现代诗歌从具象化、意象化向抽象化的过渡，需要大大加强诗人主体情怀的表现意欲，除了关心现实，具有忧患意识之外，还要从意蕴的形而下层面，转到形而上层面，使现代诗歌中凝聚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诗，走向凝重和大气。我在诗集《辽远的地平线》中，试图实现这诗歌创作理念。
方原：你写诗，又写纪实文学与电视连续剧剧本，且都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你是怎样处理这三者关系的？
曾凡华：一切的文学艺术都是相通的，作家的技巧，须通晓所有邻近的文学领域，这样才能融会贯通，出神入化。我觉得，无论写纪实文学或剧本，都要讲究诗性，只有注入了诗性，作品才有美学效应。
方原：你对当下诗坛状况（诗歌现象、作品、诗歌报刊）有何感想与看法？
曾凡华：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的“创新”，我个人理解是希望我们着力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诗歌如何才能传播好中国声音？如何才能走出去、融通中外？是当下诗坛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也是当下诗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诗歌百年来的改革，到了如今这个模样，到底有多少融通中外的新表述？有多少走出国门，为世界所接受、所认可，从我个人到一些国家所了解的情况看，是不理想的。在英国，我看到有徐志摩等人的诗集，在剑桥大学康河畔立的诗碑上刻了他的两句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此外，我去过欧洲一些国家，以及俄罗斯、日本等国，有艾青的诗，再就是舒婷等人的诗。
前些年，在美国的一次书展上，中国是主宾国，何建明带领的中国作家团队里也有赵丽宏、蓝蓝等中国诗人。我还参加了诗评家李黎的《诗是什么》英文版在会展上的首发式。线装书局出版的北塔主编的《2014，中国诗选》中英对照版，我和李小雨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朗诵诗选》等参展诗歌书，反响很好，但不是很大。中国诗要走出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传统诗的弱点即过于单纯，容量较小，在表现丰富复杂思想时，往往捉襟见肘。其最高艺术创造集中在多彩的描绘中。古体诗擅长情景交融，追求的是意境，但往往要回避形象间逻辑关系的过分明确，因为律诗、绝句中，句与句、词与词之间语法关系的省略，往往是提高形象密度的重要表现手段，故而较难表现复杂的思想。所以往往通过注释甚至注中来判明诗内意旨。即所谓“诗无达诂’,毛泽东说旧诗‘束缚思想”，大概也是说这个意思。
西欧包括俄罗斯的浪漫主义古典诗歌，都追求情与理的交融的境界，与我国古典诗词所追求的情景交融有区别。雪莱的“冬天既然来了，春天还会远么’即 暗示了冬与春的哲理关系，是一种情与理结合较好的例子。西诗讲激情，讲直抒胸臆，中国古体诗讲含蓄讲意境，从而面临形象与理念的矛盾。所以回归本土不是回到旧体诗的老路上去，而是讲推陈出新，讲继承与发扬。我认为新诗与古体诗本是同根生，要相辅相成。
当下中国新诗的发展势头迅猛，诗歌回归本土的主张使古体诗创作走向新高。这也是一种好现象。新古体诗或新国风皆秉承“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传统精神，站在民众的立场，用凝练的语言、流转的韵律，表达抒发诗人对当下生活的切实感悟，力求达到晓畅明白却又内蕴深厚的艺术效果。
目前，中国诗歌的民间活动也特别多，许多地方在挖掘本土的诗文化传统，开展形式多样的采风、评奖、诗会等活动。
我曾经也写过一些十四行诗，希望借助西诗的形式，糅入中国传统诗的精神，这需要对西方现代诗本质特点的深刻探究和把握，将其技巧和策略融入中国传统诗歌艺术之中。无论是具象与意象的运用、无论是形象与象征的“破译”，都是要注重“用诗的魅力来创造更美更有深度的境界”，并注重在诗中“刻划个人的感受和内心世界”。
方原：你对中国军旅诗与乡土诗有什么看法？
曾凡华：我认为，军旅诗与乡土诗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军人出自乡土，军人也有乡愁，因此，军旅诗人都有乡土情怀，许多军旅诗人都写出了不少好的乡土诗。乡土诗人立足本土，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知之深，爱之更甚，诗情会更浓郁，创作的乡土诗更能打动人心，而军旅诗人的乡土诗多是一种情感的寄托，石祥的《十五的月亮》便是此中的代表作，但军旅诗最终的着力点要放在“战争”上。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我主持编辑了由李瑛作序的诗集《世界声音》，收集了世界各国的诗人在二战期间的优秀诗代表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天平最终倾向正义的一方。1945年，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正义的战争给世界带来和平，给人类带来希望。
尽管战争扼杀生命，使无数家庭支离破碎，但战争的字典里并非只有邪恶，战争考验一个民族，也考验着人性，它可以击碎一切，涤荡一切污泥浊水，重塑世界。
战争与诗歌，距离很远，却又很近。因为诗歌取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是对生活的高度浓缩，是对人的生死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最高阐释。参与和见证过这场战争的人们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战争的火热诗篇，她们或恢弘悲壮或细腻哀婉，无一不是发自肺腑，撼人心魄。这些诗也反映了当下的中国现实，也是对习总书记那次天安门阅兵相呼应的。书名取《世界声音》，实际传播的是中国声音。
北师大谭五昌教授每年选编的《中国新诗排行榜》也试图将当下中国新诗的成果推向全社会、全世界,世界华语诗歌联盟执行主席李黎选编的《当诗歌遇到互联网》就是将世界各地华语诗人在网络、微信自媒体发表的优秀新诗集结起来，推向全球华人圈的壮举。
诗歌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因它的叙事功能受节奏、韵律，断句等影响，多以叙事诗的方式来体现。古诗中的《木兰辞》《长恨歌》，新诗中的《将军三部曲》（郭小川）《复仇的火焰》（闻捷）等，都比较好的讲述了中国故事，新时期以来叙事诗数量不少但精品不多，诸如峭岩(李大钊)、王久辛（致大海）、舒洁（仓央嘉措）等许多诗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还是没出现能与普希金《欧根、奥湼金》和但丁《神曲》比肩的史诗性作品。
追求真善美是诗歌的永恒价值，当前诗歌创作的繁荣为诗歌‘高峰’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我觉得，中国当下诗歌已成气候，与世界诗歌的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出现了许多优秀诗人与优秀诗篇，我认为下一届的诺贝尔奖应该把目标锁定在中国诗人的身上。
为中国新诗做出过重要贡献的郭沫若先生，曾写过一首自嘲诗：‘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毛泽东同志在古体诗词方面的造诣是很高的，称得上是中国古典诗词的又一个高峰，他曾对陈毅元帅说，中国诗歌的改造大概需要50年，屈指算来，现正当其时，诗人们齐努力吧，为创造诗的高峰！
注：（方原：原名唐德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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